思想因何比“劍”

發佈時間:2021-05-31 08:34:46  |  來源:學習時報  |  作者:商志曉  |  責任編輯:申罡

  在《拿破崙傳》及“中外格言彙編”等著述中,我們會讀到拿破崙説過的這樣一句話,“世上有兩種力量:利劍和思想;從長而論,利劍總是敗在思想手下”。這句話,出自戎馬一生、稱霸歐陸的拿破崙之口,着實發人深省。作為一位戰功顯赫的軍事指揮家,拿破崙劍指天下,曾率部5次大敗英、普、奧、俄等國組成的反法聯盟,征戰歐洲大陸23年,指揮60餘次大戰且取勝50多場,以卓越軍事才能並締造法蘭西第一帝國而聞名。
  類似的論述並不鮮見。馬克思在《〈黑格爾法哲學批判〉導言》中指出:“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,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。”在這裏,“批判的武器”是指思想理念,用以論證舊世界、舊秩序的弊端,用以動員人們起而抗爭;“武器的批判”是指革命行動,是用物質力量去摧毀舊世界、舊秩序,通過鬥爭實踐去追求理想社會。還如毛澤東講到的“槍桿子”與“筆桿子”問題。在毛澤東看來,“槍桿子裏面出政權”,但“筆桿子”同樣重要,只有“筆桿子跟槍桿子結合起來”,事情就好辦了。他在《一二九運動的偉大意義》演講中,引用過拿破崙“一支筆可以當得過三千支毛瑟槍”的話,在贈丁玲《臨江仙》詞中寫下了“纖筆一枝誰與似?三千毛瑟精兵”的句子。
  無論是馬克思兼顧“武器的批判”與“批判的武器”,還是毛澤東統籌“槍桿子”與“筆桿子”,意藴是相通的,道理是一致的。作為兩類不同的事項,思想與利劍因何比較、何以聯通呢?概而言之,在於思想與利劍既有相似之同,又有相別之異。
  思想與利劍的相似之同,主要有兩點。一為同是征服性力量。利劍是一種力量,思想也是一種力量,二者都具有徵服性特徵,都以征服對象為目的。秦王嬴政武力征戰一統華夏,愷撒大帝揮師歐亞橫掃千軍,是利劍的征服性力量的體現;儒家學説貫穿幾千年中華文明發展歷史,民主共和思想取代封建專制理念成為人類文明進步潮流,是思想的征服性(或説服性)力量的展現。征服的力量,內存於利劍武功之中,潛在於思想教化之裏。二為同是可運用工具。無論利劍或思想的征服力量多麼強大,都是作為一種工具被運用的,是作為一種手段發揮作用的。運用這一工具、藉助這一手段的,是人,是主體。再鋒利的寶劍,也需要揮舞自如的持劍人,才見其鋒芒之利,才有“一身轉戰三千里,一劍曾當百萬師”之將帥的英姿風采。而思想更是與人不可分割,思想與思想者儼然是一體的存在,思想是思想者持有的鋭利武器。軍事家手中握持利劍,足可指點千軍萬馬;思想家胸懷道論文華,智慧遠抵古往今來。
  思想與利劍的相別之異,主要有三點。一是表現形態有異。雖同為征服性力量,思想與利劍卻有軟、硬之別,存無形、有形之異。思想是一種軟力量,是一種無形的力量,利劍則是一種硬力量,是一種有形的力量。這如同約瑟夫·奈所言“軟實力”與“硬實力”,思想與利劍所代表的是兩種類型、具有不同表現形態的力量。二是作用方式有異。以征服(或説服)對象為目標,思想與利劍具有引導與強制、內在與外在的差別。思想以引導説服、循循善誘的方式,求取對象的內在呼應,以產生認識上的共鳴和觀念上的趨同;而利劍則是通過武力、強制的方式,予以外在束縛和人身限制,達到讓對方就範、降服的目的。二者雖異曲同工,卻賴於不同的作用方式。三是功能機理有異。是作用於人的內心改變,還是抑制限定人的行為,甄別出思想與利劍的不同功能,見其或潛在或顯跡、或間接或直接的運行機理。思想之功能的發揮,是潛在的、間接的,帶有和緩滲入、潛移默化的特徵,以施與和影響對象的意願與選擇為基礎;而利劍發揮作用的機理,則是顯性的、直接的,帶有抑遏干預、脅迫威嚇征服對象,以強力加於對方並予以行為控制為目的。
  相似之同由以連結,相別之異方可比較。思想因何比“劍”,思想何以能夠比“劍”,從中可窺因緣、見其端倪。進一步,我們藉此可拓展思維,進行深度比較,以探尋內在關聯通達路徑,明晰並把握內在本性與必定事理。
  其一,思想與利劍不限於比較,尤需聯通且貴在並舉。除了互為比較之外,思想與利劍還有互為映照、互為融會之處。以兩類事項觀察,二者距離雖遠,猶存身遙心邇之脈;類別差異雖大,仍有內涵稟賦銜接。從一定意義上看,可比較即能聯通,可比較即存並舉之勢。無論是平治天下,還是料理事件,既需要思想的力量,包括文化、理念、道德、精神等因素對人的聚合統納,又依靠利劍的力量,譬如軍隊、警察、法庭、律令等要件對社會的管治統轄。兩個方面並非是分列、對立的,而是能夠也需要結合起來、協力共為的。馬克思手握犀利的“批判的武器”,其思想的深刻性、徹底性和完備性,在同時代已達至巔峯,無人能出其右,但他十分清醒地認識到,要達到“改造世界”的目標,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必須高擎起手中的利劍,用“武器的批判”訴諸實際行動。毛澤東一手指揮“槍桿子”,胸懷雄兵百萬,一手緊握“筆桿子”,筆下風雷激盪,統籌運用“槍桿子”與“筆桿子”達至出神入化境地,完美髮揮思想威力,盡展利劍鋒芒,使兩種偉力相得益彰、臻於至善。思想與利劍的聯通並舉,恰如無形有形幻化萬象,“動靜有常,剛柔斷矣”。
  其二,思想與利劍雖各有所長,但思想的優勢更為顯著。思想與利劍之作為,比若文治與武治,文治達至心,武治施與身。利劍揮舞,意在讓對方臣服;思想張揚,旨在使他者信從。劍鋒所向,方有“六王畢,四海一”之效,此是利劍所長。而被莎士比亞視為“自由的精靈”的思想,其功能會更持久鞏固,影響會更廣泛深遠。李大釗言:人生最高之理想,在求達於真理;即不行於當時,猶能存於異代;雖或見阨於社會,仍可自信於良知也。在歲月的滄桑更替中,利劍所為功不可沒,但也僅留下歷史的劃痕;只有思想的萃聚、精神的凝積和文化的傳承,才鮮明標示着時代的前行與社會的變遷。或許正是在此意義上,丘吉爾説:“我寧願失去一個印度,也不肯失去一個莎士比亞。”也正因如此,我們可説,思想如利劍一樣能穿抵內心,如利劍一般劃破暗夜寂靜,但卻不宜把利劍比喻為思想,不能將利劍抬至思想的地位。此種差異,已顯層級之分;而愈近當今,就愈見思想之優、愈見思想之長。在約瑟夫·奈看來,“軟實力”與“硬實力”儘管同樣重要,但在當今信息時代,“軟實力”正變得比以往更為突出。
  再回到拿破崙“利劍總是敗在思想手下”的判定上,內中真諦已然顯現。兩相比照,劍是冰冷的,思想是有温度的,劍是固化的,思想是有生命的,劍怎能不敗於思想之下呢?擱置勝負高下不論,着意旨在達成互力共為。設若兩相融會,讓思想執劍,思想就會長出飛天的翅膀;劍若倚仗思想,劍就被注入了靈動的活力。
  當把“利劍總是敗在思想手下”的論斷,用於拿破崙本人的歷史作為,也頗有啓示。在拿破崙主導的時代逝去時,其輝煌戰績已成明日黃花,而他於統治時期制定並頒佈、體現其基本理念的《拿破崙法典》,卻以完善世界法律體系、奠定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社會秩序之功效,對後世產生深遠而持久的影響。因為“這個法典比歷來的法典都優越得多”,因為“拿破崙已經瞭解到現代國家的真正本質”。拿破崙本人基於經驗而總結出的一些論述,如“精神勝於武力”“不想當將軍的士兵,不是一個好士兵”等,至今依然常被人提起,給人以啓迪。這似在表明,拿破崙利劍縱橫揮舞的軍事實踐,與其閃爍着智慧光芒的思考見解,具有內在邏輯,有着共生根基,不啻為對他論及劍與思想關係所給出的最為恰當的詮釋,所作出的最為合適的註解。
  “時勢之英雄,世界之怪傑”,是周恩來對拿破崙的評價。創造了非凡現實成就的拿破崙,卻被羅曼·羅蘭視為“一個活在夢裏的大夢想家”。諸多評説之辭,在一定層面上亦觸及拿破崙“劍與思想”所論的內藴與意境。

分享到: